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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

  (二)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

  1.“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民国26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着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当即由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财政部派会计长庞松舟、实业部派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岑、军政部派整备科上校科长王衸为委员,以我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一切迁移事宜。各委员于10日下午4时得知消息,即于当日下午6时在车站聚集趁车赴沪,其时国库应拨的款项尚未领到,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先生乃借拨56万元支票交我带去支用。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并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机械化化学、冶炼、橡胶、炼气等各行业厂方代表,开会讨论办法,责令克日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之下进行工作,8月12日,厂方代表公推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支秉洲(新中工程公司)、叶友才(华生电器厂)、严裕棠(裕隆机械公司董事长严庆龄之父)、余名钰(大鑫钢铁厂)、吕时新(中新机器厂)、王佐才(中华铁工厂)、赵孝林(电机公司)、项康原(康元制罐厂)、钱详标(中国制钉厂)等11人为委员,经监督委员会认可,并指定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洲为正副主任委员。上述11位委员均为当时上海工业界之佼佼者,号召力强,国家民族观念重。我晓以大义,请他们下定决心,率先提倡示范,先将自己工厂拆迁,其他各厂自然跟着效法。监督委员会决定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至于迁往广西、云南两处的工厂,则拟俟第二步由广东方面拆迁较为便利。上海南头一带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其现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经审查准许迁移者,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尺035元,运费至武昌者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各厂抢运机件如在危险地带,可不待检验径自装船运出,其应领费用,经殷实厂商做保亦可发给,俟到镇江或汉口再为检验证明。部署既定,即着手分头进行。

  2.工厂拆迁所遭遇之困难

  其时上海的风声已然极度紧张,敌兵巡逻市上,面目狰狞,战机一触即发,住在租界以外的人们,都赶着搬家逃命。在租界内居住,亦赶着把家眷迁往乡间或原籍暂避。忙碌纷乱中,我们简直找不着人。

  8月13日,上海的炮声响了。15日,敌机来袭,我机奋勇迎击,在空中大战起来。人心更是惶惶,军政部代表王衸以责任重大,要赶回南京任所,实业部代表欧阳岑亦要求离开上海,只有财政部代表庞松舟愿意留下来。我心想,监督委员会一旦离开上海,以后找他们开会不容易,一切工作立即陷于停顿。我遂要求他们将全权委托书交给我,在委托书上签名盖章后始能离去。此后,我以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全权处理上海工厂拆迁工作,不用开会,独断独行,反而感到方便。

  8月16日,敌机继续轰炸,大炸弹从空中掉下来,正中大世界,把热心国事任劳任苦的薛福基先生炸伤,不久他竟因伤身故。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地方秩序相当混乱。这10日内我们遇着不少困难。

  卡车、火轮、划子、挑工,是我们运输的工具。货车的主人,其热心爱国的,已把少数的车辆送到前方军队应用。其余的因恐怕拉差,宁可把车辆的零件拆去,闲放在弄堂里。其肯出租的,一定要很高的价钱和很稳当的担保。说起来也难怪他们,当时货车出了租界外,须要特别的入界照会才可回来。的确,有些车辆除了租界外,就为有力者扣去。就是装上机件的车儿,沿途亦常遭警察及流氓的拦阻,每次都要费很大力量才得平安通过。火轮船那时忽然也减少了数量。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条轮船,先付租金,转眼间又为难民占领。如此的已不止一次了。好容易搭通了线索,方才雇得些划子、力夫。在杨树浦一带更必须要出高价钱雇佣白俄或高丽的力夫及司机,才可进出。长江下游江阴要塞已被封锁,火车太过拥挤,且开行无定时,车站机车头又都是轰炸目标,我们只好放弃陆路运输,专靠划子来工作。

  驻防军队因为要清查汉奸,对于所辖地区的通路,均派兵拦守。各军队均要自发通行证或护照。内中不免有些奸人借此为发财之具。甚至由区内把机件搬出来亦要护照,护照上注明物件数目及人数。工厂的职员工友们,往往因为多带了一件被铺,而致全批物资被扣留。监督委员会首先与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取得联络,发给通行证,以便厂方职员率领人入戒严区搬运物资,由各厂高级职员及工厂联委会职员严密监视,并负完全责任以防汉奸。该办事处主任邢震南先生极明白情理,极有肩膀,经我将情势解说,便立即交给许多空白的通行证及盖印的白布章,木船与货车的旗帜等。各厂负责人凭着这个护符,便可入得戒严区域,以后再向每军每师去办此类交涉。

  往事不堪回首,假如当时有准备、有计划,能有一个机关以公平的统制分配运输工具及主发通行凭证,则对于我们的工作必可增加许多便利,物资抢救出来的数量也必可大大的增加。

  其时沪上各银行奉令暂停兑现,后来开放,亦限制提款,幸得财政部徐堪先生允许,我所带来的支配随时可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关务署并允许,可凭监督委员会的证明,准各厂迁移的物资免除关税及检验,待到汉口海关再行补验。各债权银行亦允经监督委员会证明,由主任委员负责担保,准其迁出,我在三日间竟负上担保五千余万元的责任。

  困难犹如江水,滚滚不尽而来,监督委员会有两位委员已早于8月14日因公返京。我亦因连日奔走南市、闸北,左脚受伤中毒,伯特利医院石成志医生诊治之后嘱我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各厂家相顾无言,我亦只得一只脚跳来跳去!但我不能中止我的工作。我在马浪路租了一家跳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工业界朋友们见我这样不屈不挠拼命苦干,心亦为之感动,工作更加用心,很多小事不再麻烦我了,有问题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此工作效率反而增加了,原来我常陪他们到各处交涉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他们分头工作,我则从中指挥,在万难之中,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他们每当走投无路之时,常大发牢骚。对待他们只有忍耐,只有安慰,只有劝勉。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假如我们之意志稍现颓丧,我们之处理稍感畏难,则此后工作进行将必陷于停顿。厂家各人,打不破重重难关,均已失望,殆以为迁厂事必无所成。我们心念上海一隅的战事,不知能支持几时,岂有轻易放松一瞬的时间?监督委员会立即把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的内部组织加强,并代为解决种种困难。幸得资源委员会负责者指导于上,各厂家又分头合作负责于下,工作虽是艰苦,但进行还算相当顺利。

  独资经营的厂家,关于迁移问题,尚容易决断进行,至于有限公司组织的迁厂举动却惹起法律问题。董事会简直是开不成,股东会更无从说起。监督委员会于是下令给各厂的负责人,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将厂中机件拆迁,一切责任自有监督委员会代为向其董事股东们负担。当时最顽强的要算龙章造纸公司的常务董事傅筱庵,他与日本人勾结,以日寇作其后盾,起先拒不迁移,监督委员会曾下令由该厂总经理庞赞臣全权负龙章造纸厂拆迁之责,并一再警告傅筱庵,如在期限内未拆迁,将其工厂炸毁,绝不以厂资敌,傅筱庵知道无力抗拒,只好放手。后来龙章造纸厂内迁重庆,改组为中央造纸厂,并兼制钞票纸,成为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在抗日期间,对后方的文化事业贡献很大。

  3.由被动到主动

  淞沪战事日益加紧,工厂迁移的风气亦日渐造成。最初虽经苦劝而不肯动弹者,后来竟有人自动前来要求加入工厂拆迁的行列。小型工厂拆迁较易,动作亦较迅速,宣传的作用很大,一传十,十传百,造成一呼百应的趋势。工厂拆迁蔚为社会风尚,变成一种时髦。好像谁不搬迁,谁就表示对抗战不力,被认为准备做顺民、做汉奸。故一大型工厂搬了,必有十数个小型卫星工厂随之。监督委员会为争取时间起见,对于及早迁移者所给装箱费、运费、旅费、生活费之外,并允向政府商请低利贷款给建筑、复工等费,协助征地、用电、承接工作,减免苛细杂捐,购储材料原料,以减少其复工困难,务必使各厂于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迅速复工生产。其延不迁移者,则在一定期限之后,将酌减其应得津贴。同时并将迁厂种类加增,不仅只限机械、化学、电气、冶炼等业,其有合乎后方抗战需要,及具有一技之长,而得监督委员会核准者,亦准发给同样待遇。其不合紧急需要,而自愿随政府迁移者,监督委员会亦酌量给予方便。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又代为普遍通知各厂及各同业工会,嘱其到监督委员会接洽,我复重托各厂之努力分子,四出劝导,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派李若膺驻苏州,金履端、邹友仁、蒋逸聪驻镇江,李守中驻武汉,各处设站接应。资源委员会复派陶寿康、施才两员驻镇江,李荃荪、吴至信两员驻武汉,执行监督并负责照料。凡工厂联合会及各站职员,有因公受伤或死亡者,由监督委员会担任营养抚恤,此表示政府对西迁的重视,也使他们免却后顾之忧。

  4.第一批工厂仓皇西上

  1937年8月2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马雄关德顺昌机器厂、颜耀秋的上海机器厂、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胡叔常德合作五金厂等四家之机件,共装船21艘,并技工160余人,由各厂重要职员高功懋、刘元义、邵仁理、金祥宏等分别率领冒险由苏州河运出。翌日,余名钰的大鑫钢铁厂、支秉洲的新中工程公司、沈鸿的利用机器厂、胡允甫的?一机器厂、李翊生的启文机器厂及姚兴昌铁工厂之机件及工人,亦由各厂派员负责职员吴仲甫、李翊生、安得璋、沈鸿、胡允甫、徐亚坤分别率领,继续运出。其运输方法简述如下:用木船伪饰以树枝及茅草等,每艘相距半里许、互相照应,循苏州河,用人力划出,途中如遇敌机来袭,则泊于江边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河后乃雇佣小火轮拖原船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苏州镇江两处已设有运输站,与当地军运及政府机关取得密切联络,并与上海时通情报。那时因江阴已被封锁,铁路又侧重军运,吾人只得由苏州河一条路运至苏州,或取道南市由松江转苏州。

  此次运输方法尝试成功的消息传来,中国建设工程公司、慎昌铁工厂、中国窑业公司、中华铁工厂、益丰搪瓷厂、镐锠铁工厂、汇明电池长、朱亚铁工厂、中国机器厂、美艺钢铁厂、达昌机器厂、三北造船厂十三厂的物资各由本厂职员雷志僪、黄生茂、谢正宽、载怀三、装阿大、董吉甫、钱惠康、孙九鼎、孙传德、汪友直、王春芳、孙士桥等分别率领,均按照此法急剧陆续运出。不料9月8日起,驻防苏州河的军队突将乌镇路至北新泾一段航路封锁。在此段内船上各厂的物资飘泊河中,进退不得,彷徨两日。我与工厂联合会主席颜耀秋先生驰往闸北遍觅驻军主管人员交涉,所遇均多方推托。其时江上敌舰炮火直对着闸北一带乱射,弹片横飞,距鼻咫尺,中弹的房屋,随着脚跟倒下来,几葬身瓦砾堆中招屡屡。是日傍晚,始交涉得有头绪。封锁算是已得解除,但因盘查过严,厂家咸感不便。未几,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刑主任镇南调任,后发给护照,又经一度延阻。9月中旬,银行及各界联合组织上海市运输委员会,在兵站取得民船二百艘及大小轮船30只,其分配办法分、军用、国防及银行物资、政府物资、民用物资,依次序先后迁运。工厂机件被列入第四等,不能得着帮助。又经俞鸿钧市长代监督委员会向张文白司令长官处领得护照一百张,又为捷手者领去,后经几许交涉,始蒙发给一张,但是无论困难如何,仍阻不住厂家迁厂的决心,只有上下一心自寻解决办法。

  上海工厂迁移工作经各厂家团结的结果,渐上轨道。我心念着青岛的工业,以为亦应着手迁移,曾于8月13日发电南京,请资源委员会提议派员前往主持。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纱厂甚多,战时尚未波及,亦可着手发动拆迁。资源委员会曾于9月中旬派顾毓瑔前往苏州、无锡一带劝导。但是各纱厂当时赢利甚厚,大家都抱着宁可现在多赚钱,等待事到临头再算的观念,所以未能推动。资源委员会又曾派孙越崎、陈良辅、刘兴亚、周茂柏等四员往河北抢运物资,但因军事转移,仅运出材料一批,该处的厂矿未能迁出。

  上海的文化界的意念与纱业中人的恰是相反,我与他们开会讨论两次。预料明年春季后方各省将感觉教科书缺乏,他们却自动的着急起来,商务王云五先生尤为热心,我乃在极端困难之中,抽出吨位,速将商务、中华、正中、开明、大东等书局的中小学教科书500吨先行运出。随即将印刷厂多家及中国铅笔厂的机件物料先行迁出。9月中旬教育部代表梁明致君曾到沪一行,我乃与梁君共同拟具协助文化工业迁移费用预算,电京请求追认。在抗战初期,大后方的青年学子就靠这500吨教科书,才有书可读,学业不至于中断。等到这500吨教科书用完,内迁的工厂已次第开工生产,教科书已不虞匮乏了。

  上海有些小厂家平常靠着较大的工厂分接工作。他们工厂虽小,但是他们急工赴义的决心倒甚大,他们有些人听过我的训话,知道敌人快要到来,各大厂家均已预备西迁,以粉碎敌人破坏我民族工业的阴谋。他们心里明白了,他们的目光在发亮,他们的血管在沸腾着。有一位厂家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对老娘孩子发表他的意见,随即召集他厂内的学徒工人演讲一番,即下一个命令:“搬!”全体动员,漏夜收拾。把笨重的机件托给知交的大厂家代为保管,他们肩负着包裹到我的办公厅来领证明书。我诧异他们的决心及动作何以如此迅速。他们把经过告诉我,我心里深为感动,我伸出个大拇指称赞他们,他们接得证明文件,说声“到汉口再见”,就头也不回,大踏步,肩着行囊走了。这种剑及履及的精神,光明磊落的态度,真可令一般麻木不仁的资本家愧死。

  华成、华生两电器厂,中国、中华两无线电器厂,此时已将机件拆装完毕。急忙用船划走。龙章纸厂己处于炮火集中之日晖港,且其中一千千瓦时整套发电设备,及造纸厂之大烘缸两个,每个重12吨,均以体积庞大,搬装困难,延至最后始能装船运出。

  5.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工作的结束

  9月初,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先生新从欧洲返国。为调整工业以应抗战时期之军需民用起见,翁、钱(昌照)两先生拟有整个计划,一方面扩大各厂矿的内迁,一方面增加了内迁厂矿迅速复工的保证。政府于9月中旬成立贸易、工矿、农业3个调整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翁先生兼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资源委员会于9月20日向行政院建议拆迁吴蕴初先生所办之天利、天原、天盛、天厨四厂,及造船文化各工业,请求增加迁移经费。9月23日第330次院议,交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军、财、实、教四部,及资源委员会审定办理?9月27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会同各机关为工厂迁移事在京开会讨论,决议增加迁移费526万元,通过了各厂息借款项原则,并议决以后工厂迁移原则,其原则简述如下:(1)沪战以前,当时厂家多怀观望,为奖励起见不得不从优一律给予津贴,现在愿迁移者众,前订办法自不适用。(2)另定迁移之工厂分为军需及普通两种,其在国防上确有需要,如机器、化学、冶炼、动力、材料、交通、器材、医药各厂及矿场,于原料、动力、人工等方面均可有供给办法者,由政府按其个别情形酌予补助。全国各地补助总额暂定500万元,其息借办法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临时个别决议之。(4)其他普通工厂则不补助迁移费,惟其精巧技术制造能力经主持机关认为有特别援助之必要者,筹定息借办法办理之。(5)所有上海迁移善后与以后工厂迁移适宜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主持之。

  监督委员会主持上海工厂拆迁工作,所定的办法及所用的手段,很多是因时因地制宜的。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手段,理所当然。但这些办法不能普遍适用于全国。故当上海工厂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工矿调整委员会代之而起,亦是时势所然。

  监督委员会因鉴于战线日渐紧逼,为催促各厂物资早日运出起见,曾规定:自9月27日起,尚未起运者其工人川资及生活费缓发。自10月11日起,原料运输补助费减给半费,运至镇江。

  这时适逢军委会改组,除原有的第一、二、五、六部外,特别增设第三、第四部。第三部主管重工业,第四部主管轻工业。第三部部长由翁文灏兼任,俞大维、钱昌照为副部长,以下分设四组:(1)地质组,组长翁氏自兼。(2)化学组,我担任组长,金开英为副组长。(3)机械组,杨继增、李景潞分任正副组长。(4)电气组,辉震任组长。组长是少将衔,副组长是上校衔,我担任化学工业组长,亦得了少将官衔,以后对我发生了一点作用。

  我因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成立,被任为化学工业组组长,于10月6日奉召返京商洽。9日,我在京召开监委会第二次会议,议决俟工矿调整委员会主办之厂矿迁移机关成立后,即移办交待。会中首次结识翁文灏、李景潞、张茲丰诸先生。14日由京赴汉口,安置到汉各厂。21日由汉返京。23日由京返沪继续办理工厂迁移事宜。10月26日,闸北失守,苏州河一段顿被截断,各厂物资只得取道内黄浦江运往松江,经苏州、无锡至镇江。至11月5日,敌兵在杭州湾乍浦登岸,迨平湖告警,松江又受威胁,乃改由怡和轮船运往南通州,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这段运输比较以前各道更觉艰辛。以后迁移者则惟有取道香港或宁波转往各处。

  10月28日,我复被召返京。30日,我在京召开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亦即为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11月1日,我赴镇江视察运输状况,觉尚良好。我军于11月12日退出上海。随我在上海工作的人员钱文达、林世华、王序端三君,均于上海沦陷后安全退出。12月2日,常州失守。6日江阴炮台被陷。11日南京情形混乱。13日南京失守。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着长江迁移的运输,直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

  6.上海工厂内迁的统计数字

  在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期间,除去协助公营及国营的工厂不计外,计共迁出民间工厂146家。其机器及材料重量已安全抵达武汉者共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各厂行业类别及数量如下:

  机器五金业66家造船业4家炼钢工业1家电气及无线电业18家陶瓷玻璃业5家化学工业19家炼气业1家文化印刷业14家纺织染业7家饮食品业6家其它工业5家7.拆迁途中损失

  各厂迁移物资当上海失陷时,颇有损失。载天利氮气厂机件各船10月27日方开始陆续驶出,开至北新泾时即逢我军转移阵地,内有4艘被军队拦截充浮桥之用,后经大力交涉,用旧船交换始得释出。又逢敌机轰炸,天原厂门口有装载未毕之木船一艘被沉于河中。龙章造纸厂机件1300余吨,雇用民船46艘,编成10组。其第一至第四组得安全到达镇江,转装江轮。第五、六组到达镇江后,已不及转装,即由原船由镇江划至汉口。最后之四组到达镇江被敌军拦截,退回上海。当时在扬州附近仙女庙地方,尚有数厂物资被截,欲进不得,但在日后,各物多能间道安全退回上海。

  8.青岛、南京的毁厂运动

  当上海方面工厂迁移进行急剧之时,青岛方面忽然发生毁厂运动。其经过事实,真是悲壮!其计划之周密,殊令人佩叹!其破坏之彻底,尤其令人痛快!原来敌人处心积虑,谋以经济侵略亡我中华。其最毒辣一着,为把握住我国棉毛工业的命脉。青岛的日人纱厂,实为彼进侵我棉纺织工业的大本营。彼等多年经营,在青岛沧口、四方两处,设立内外、富士、公大、隆兴、宝来、大康、上海、同兴、丰田等大纱厂九间,合其纱锭52万枚,投资达282亿元,工人25万人,青岛的环境,如交通、原棉、劳工、气候、生活等条件,均极合于纺纱工业。此外日人尚设有啤酒、火柴、榨油等工厂多家。青岛市政清洁,风景佳胜,日人久以之为殖民乐土。各纱厂之建筑均甚坚固,如同堡垒。墙壁、楼板均装有自动洒水救火设备。平日防护甚严,外人不易入内窥察。因在青岛驻有日本海军,且享有特殊权利,故日浪人平素行为强横,?生事端。幸我青岛市政府沈市长成章善为应付,始告相安。当时敌人对于侵略手段,各方主张不同:陆军以为3个月内可以解决战争,主张急进,海军目光稍为远大,主张缓进。商人们则因产业关系,不欲战争波及青岛。陆海军人间意见因此不和。民国26年8月13日,敌军既在上海发动战争,驻青岛陆军人员亦欲同时在该处发作,但是恐怕其海军人员不合作,乃于该日暗杀敌海军人员4名,说是我国人所为,以激其海军。敌海军人员果中其诡计,于事情发生一小时内,即拟派兵入市。经沈市长向其司令官严重抗议而止。敌驻青岛总领事西春彦偕其副领事随即来到市政府,态度异常强硬,限期缉凶盗窃。沈市长大怒,责以“凶手何人?凭证在何处?信口雌黄,有失外交官身份,本市长奉令守土,如有扰乱治安者定予严惩”等语。西春彦领事闻言气结,忽患中风,倒于椅上,面色如死灰,以酒灌之,乃醒,不能再谈,其副领事扶之去。沈市长因敌寇故意挑衅,乃调兵布防,决心应战。敌寇多方利诱威胁,不为所动。敌方因军力不充足,为避免冲突及保护其青岛巨大财产计,乃筹划撤离。未几,敌国驻青岛侨民及其外交官与海军军舰等全部自青岛撤退。该处侨民忍痛离开青岛,其情状极为悲伤。其时敌寇越上海前进,逼我首都,山东北部的敌人亦蠢蠢思动。敌侨已退,战祸已逼,沈氏乃布置各纱厂之破坏工作。以青市保安大队、陆战队及各纱厂原有技术员工2000余名合组破坏队三个大队,委派郁仁治、马锡年、秦国弼等分别负责主持,并规定破坏方法三种。即:(1)精巧机件如锭子之类,以人力破坏之。(2)房屋及轻机器之类,以火烧之。(3)锅炉及重机器如水管之类,以炸药毁之。当经筹备炸药多吨及洋油引火物类等,并取厂存大量棉花,以布紧缚于机器上,布条联系,使各机相接,各房相连。分置引火物如汽油、煤油之类于布纱附近,准备应用。机器的下方满堆着干柴。锅炉水管及房屋机器的底下则开掘孔穴埋藏炸药。又除去壁中及板楼内的救火水管,连各厂大水池之总水管一并毁去。掘地沟通连九厂,沟中放满引火物及发火电线。各队员皆能奋勇工作。沈氏掌青岛时,平素尽力提倡民众教育,市民工人多习国术,所以各护厂队员中多为工人,此时亦甚得其用。沈市长常往各厂亲自巡视工作进行,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始得完毕。此时惟有静候命令一发,九厂即可立成灰烬,抢救者虽有回天之力亦无能奈何。不久。敌军从蒲台渡过黄河,山东受了威胁。敌人占了青州胶济路段,韩复榘逃遁。敌人又进占潍县,青岛岌岌可危,沈氏乃疏散市民学生等计30万人于后方,其穷困不能迁者约共5万人,特为迁居安全地带,代备粮食及燃料。布置既毕,沈氏乃遵照预定计划,于12月18日下午7时,下令破坏全部日本纱厂。郁、马、秦三大队长奉令同时发动。火光冲天,炸声隆隆,九厂齐发,立刻成了一片焦土。火光经过15日始熄。我国境内棉纺工业的一个大恶疮,乃得除去。大火时,敌机时来摄影,但是始终未在青岛投弹。因他们尚梦想着可以侥幸地保存其残余的产业。

  总之,青岛的工厂是毁之者多迁之者少。仅国人所办的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等,事先得沈氏协助迁出。关于青岛的毁厂运动,我虽未直接参与工作,但间接与沈氏及其部属联系过,我派了杨庆燮。杨君事迹极为英勇,不可不提。原来资源委员会向外国购得汽油五千桶,忽接得电报说该批汽油经已运往青岛,迅速派员前往接收抢运,此时敌军已逼近青岛,危在旦夕,资源委员会急忙请我派员前往处理。我即选择一位青年杨庆燮应命。资委会立即派杨君兼程前往青岛办理。杨君抵达青岛,火速将物料搬上专用火车,立即开车,即日敌军飞机追到,用机关枪扫射,幸亏时已入夜,火车急速飞驶,深夜已离险境,安全转运武昌。资委会即送交军部接收该批汽油,连同杨君一并接到那边工作。

  南京将失守时,该处亦拟举行毁厂运动,事虽未成,但颇值得一述。南京上游对江附近卸甲甸地方设有永利亚厂,规模宏伟,设备精良,技术人员众多,其设备安装均由厂中本国工程师完全负责。该厂在范锐(旭东)、侯德榜两氏辛苦主持之下,于民国26年3月开工生产,日产硫酸亚150吨,硝酸40吨,技术及业务均蒸蒸日上。民国26年11月间,该厂因承制军用化学品,未能停业,又遭敌机3次低飞轰炸,只拆迁得一小部分机件及铁工部全部机件。及至12月初间,范旭东氏在汉口,心念其一生心血在塘沽所造的每日纯碱厂量达200吨的永利碱厂已为敌人把持,现所剩下仅有的亚厂不可再为敌人所用,乃派多才多术的林文彪博士及张镕、王杰如、寿乐、程秀标等专门技术人员共9名,由汉口于12月8日,乘最后一次下驶的太古公司的黄浦号轮船东下,计划入厂内再将重要机件拆运,其不能拆运者则予以技术上的破坏。船抵离南京数千米的三洲河口时,前面已发生战事,不能前进,当晚芜湖被抢,工人在轮船上眼看下关一带发生大火及美国炮艇巴纳号被敌机炸沉。船停泊在三洲河口,一连三日,工人身处硝烟弹火进退不得。情势愈益危急。林氏等9员分三批冒险由裕溪口上岸,意欲冲入厂内完成任务,及至,厂已为敌兵占领,知已无望,只得徒步转往合肥,经六安至麻城,后由公司派汽车到麻城接返汉口。亚厂随着碱厂的命运,同样陷于敌手。

  9.西北及杭州的迁厂运动

  1912年以来,阎锡山主持山西省政,太原因未受战祸波及,故政治较为安定,工业建设亦稍具规模。太原的西北制造总厂、西北的实业建设公司、西北治钢厂是其著者。

  西北方面的迁厂运动,其壮烈不减于上海一役。民国26年11月间,平绥线方面因晋军李服膺贻误戎机,致丰镇、大同等地沦陷敌手,敌军复由石家庄西向攻娘子关,并与忻口方面之敌会合夹攻太原,太原告急。太原西北制造总厂总办张书田氏不顾一切,即自动下令将全厂机件拆迁南下。全厂职工及眷属千余人,通力合作,费了数日夜的力量,拆得机件约千余吨,并协同蒲铁路第五及第六号火车头两座,抢运至风陵渡,欲由此南渡黄河。风陵渡为同蒲铁路之终点,地处黄河转弯之处,水流湍急,泥泞深至数尺,且无码头。白日敌机盘绕,只能于夜间进行工作。他们取拆下来的铁轨铺于泥泞中,以马拖木、立桩、钉板,拟建临时码头数座。转眼间河流横扫,码头底脚已为水涮去。他们不因此而气馁,人抱木杆,没入水中,再接再厉,继续打桩,那晚的月色十分暗淡,积雪增加了寒威,风声如同虎吼,景况至为凄厉,工作亦更艰苦。张总办立马河边,亲自督导,合力以性命相搏。经过几许困难,码头才得草草树立,机件人马,由此分批下船,鱼贯渡河。全体离岸后不满两小时,敌人之炮弹已飞来,但幸一行人众均已安全到达彼岸。他们在南岸稍作休息,整顿行旅,即经由陇海铁路运输西行至虢镇驻扎。厂方以所需钢铁材料尚缺,复先后派遣处长彭述宗、厂长李宝钧、王宝善、于邑萄,职员高金泉、费文广、赵鹏举等,分道往漯河、偃城、许昌、巩县一带采取铁轨钢料。经过拆卸、截剁、集中及装运之后,又得数百吨。张氏以虢镇地点不合时宜,决定他迁,命令全体取道南行。职工男女千余人,机件材料2000余吨,一路浩浩荡荡,卡车、骡车、背荷、肩挑,同时赶着两座庞大的火车头,由川陕公路前进。入大散关,盘旋曲折翻越2000多米高的秦岭,通过留坝,至褒城。由此分两路:一路转往陕南,一路继续南行,攀登古称蜀道难之牢固、五丁、七盘诸关山而入川。这一次的长途迁移,在川陕路上确是一件伟绩。其伟大只有稗史上所载秦时蜀人遣五丁、驱金牛、开路由秦入蜀的一段传说差可比拟。吾人从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千大散关”及韩愈“雪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几句诗里可以想象当时艰苦的情状,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即各就所获的古庙,修改设厂。把带来的火车头固定地脚,升火发动,以供全厂的动力。又把带来的钢轨,加以锻炼,作为原料,从事于机械的制造。职工男女经过此次患难之后,皆视工厂如家庭,共同爱护,努力工作,该厂自此立下根基,以崭新的姿态,在机械工业上发挥伟大的能力。

  至于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及西北制钢厂由山西拆迁而来,详情不得而知,主其事者为彭士弘先生,可请其补述。

  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因鉴于时局紧张,认为杭州各工厂有内迁之必要,乃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查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业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常务委员胡四兴等,就杭州规模较大之铁工厂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5家,选择重要机件,负责拆卸、装箱、搬迁至杭州钱塘江码头,再改由水道向钱塘江上游搬进。不料机件运抵江干时,敌人已到杭州市近郊。当时情势紧急,军队民众均大批向钱塘江上游撤退,船只极感缺乏。该项机件仅能运出50余箱。运至富阳时,敌人已追踪而至,只得将该项机件漏夜赶运兰溪,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入浙江内地。杭州之林长兴织带厂等6厂,联合迁移,由林崇熹率领,得航空委员会协助,幸能于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运入四川,这是厂矿内迁最幸福的一批。浙江省建设厅又鉴于宁波、温州两地工厂亦由内迁必要,复组织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派邱达雄君为主任委员主持其事。该委员会曾派黄爵俊、周寿笺、杨烈卿、蔡孔耀等5人分向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及温州大华针织厂、毓蒙铁工厂等商洽迁移。初时浙江省政府原有出资联合各厂组织联合铁工厂之议,后因各厂商不愿在内地经营,而愿将机件价让,乃由建设厅会同有关机关组织评价会,依照价格将内迁之机件收购。省政府又曾派浙江铁工厂工程师金维楷、张桂萌等前往搬运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之废炮弹4000余颗,及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之机器两具,并购运宁波顺记铁工厂机器5部。此后浙西行署又曾负责抢运长兴煤矿材料机件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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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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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肜新春 类别:历史·传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2010-03-01 定价:¥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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