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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丁玲一生带来幸福和磨难的四段婚恋

日 期:2010-04-07 04:07:54   来 源:《今生今世》

  丁玲,现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版有《丁玲文集》五卷。

  籍贯:湖南临澧人

  生年:1904年

卒年:1986年

出身: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农村的一个姓蒋的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当过大官,也算得上书香门第。父亲叫蒋浴岚,中过秀才,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母亲叫余曼贞,常德人,虽算不上才女,但也会写诗作画,嫁到蒋家后也是温柔贤淑的好妻子。他们结婚6年后,丁玲出生了。丁玲还不到10岁的时候,蒋浴岚就病逝了,家里也随之败落。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靠母亲每月寄给她20元生活。1921年丁玲到了上海求学,后来用20元做旅费乘火车到了北京。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扯不断的话题。

子女:育有一子,名为胡小频,即蒋祖林。

情事男主角: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生

平大事记:丁玲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享年82岁。

爱情是浪漫的,文学家丁玲的爱情尤其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玫瑰色彩。

现代著名女作家丁玲一生两度入狱、几番沉浮的坎坷经历常令人扼腕唏嘘,而伴随作家一生,给她带来欢欣与愁苦、幸福与磨难的则是她的四次婚恋情感历程,它们如玫瑰花瓣,在丁玲的身后纷纷扬扬,洒下,且暗香残留……

  一、与胡也频投入真情

  “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和“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想,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的影响,又一同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关系,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这是《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对于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之前的记忆描写,清晰而明了。1925年春天,丁玲在北京投考艺术学校没有成功,但是属于她的第一段爱情生活却由此而开始了。

初次恋爱的男人,如柳萌新绿,眨眼便成荫。胡也频刚刚认识丁玲,就一见钟情,热情地爱上了她。他将她带到沈从文那里来的时候,两人相识不过三五天的时间,但却已经处在爱情萌发的时刻,忘情到想为她倾其所能。而这时的丁玲正处于人生低谷,除了无法读书深造的遗憾,还有弟弟的早亡让她无法释怀,于是常常喊一声“弟弟”,然后自己哀哀地痴坐痛哭一整天。男人是用上半身思考下半身行动的,胡也频在知道这些后,就用一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想以此博得对方的一笑,或者说想让对方窥见一颗忘情的心,但是丁玲的心思并不在这里。多想找到一双翅膀带自己飞,找不到,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丁玲曾写信给鲁迅,陈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道路。阴差阳错的是,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沈从文化名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不堪,几乎绝望了。于是,她像一个激流勇退的战士选择了回家,纵然不甘不愿。

丁玲的郁闷,母亲不会理解,母亲只是觉得有个孩子在自己身边真好。但,私底下,丁玲振翅高飞的欲望从未停止过,她想一定会有天使来救自己的。果真,这清浅的日子没过几天就被打破了。打破者为胡也频。当时,“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都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丁母惊诧这是哪里来的访问者;丁玲诧异这个在北京刚刚见过几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其实敏感的丁玲应该觉察出什么的,但是她装作什么都不解,她只是在意心底里的那个太阳又有了冉冉升起的机会。

她和他,像桨遇到了船,并肩前行是共同方向。很快,丁玲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所以,那些日子,湘西僻远的常德、空旷静寂的庙宇,消了都市的烦闷和喧嚣,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的情感栖息之地。

应该说,丁玲是在不懂得爱的时候仓促地爱了。“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由此可见,丁玲和胡也频最终走到一起,责任感的加强起了一定作用。虽然这爱看上去颇为牵强,倒也不乏真诚。

婚后,丁玲与胡也频曾有一段又清苦又甜蜜的爱情好时光。住在香山时,由于二人不善理财,常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这时,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当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因为文学这颗浪漫的种子,“有时两人下山虽是为筹措伙食,但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因为关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呵呵,两个性情中人啊,读到这些,当即在心里笑了,为这不食人间烟火的爱。

要爱,首先必须生活。当他们生活难以为继,当他们眩惑的情感涌浪平息之后,面前耸立的仍然如同从前一样的一个沉闷窒息的北京古城和荒凉冷酷的人生事实。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搬下来,重又过起蛰居流寓的生活。此时,胡也频的作品小说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已能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镌》上面世。后来,靠着对文学执著的勤奋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北方寂寞的诗坛造成一种新的趣味,在风格方面,被当时称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并且,他以其横溢的才华,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费收入很微薄,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

时间来到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饭。如此窘迫,凡人见了大抵是要哭的,但是他们却感觉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关于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评说是:我不否认,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笔者注)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

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二、与冯雪峰无限遗憾

  冯雪峰的出现,使丁玲与也频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波折。

十几年之后,丁玲是这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

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这个想法放在现代看都有些新潮前卫,但是这两个男人大概都太爱这个女人了,所以,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写的是给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1937年在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说到底,雪藏对冯雪峰的感情,丁玲如手执玫瑰残留余香,遗憾浅浅寂寂是有的。

不怀疑这段感情的真挚与热烈程度,单就丁玲和冯雪峰这种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准绳的态度就让人钦慕,这比当前那种“扯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四脚感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吧。所以,我经常想转身盛开也是爱的一种啊。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如此情真意切也就够了。

  三、与冯达,噩梦一场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没有轰毁,但生活之舟却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两人相对而坐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所谓爱情的化学反应就来了。当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泽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为爱受过伤的女人,黑夜比白天多寂寞比快乐少,不可否认,丁玲的心当时是极其脆弱的,这脆弱如风雨侵袭过的百年老屋,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冯达来了,他没有撑伞,但是丁玲却觉得冯达给他撑起了整个世界。他们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去看望朋友,有星星的夜晚就手挽手去散一个步。丁玲的眼里,冯达是一个可依可靠之人,有他在她就觉得日子里有希望,连痛都是甜的。1931年的11月,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3年的婚姻生活。

但这场婚姻却充满了恶梦的色彩。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四、与陈明,挚爱深沉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这个主题。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又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我实在感动,女人多老都是需要爱的啊,当然前提是,他是值得的男人,如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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