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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的伍豪脱党叛变事件

日 期:2010-06-25 11:17:39   来 源:《周恩来在1967》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惶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样的冷静头脑!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尽快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周恩来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两天连续刊登这一启事,而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这是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

  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陈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举措。1972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时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为了进一步公开揭穿敌人的造谣,澄清问题,我党继续在党内党外采取了各种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临时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用重金托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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